（photo credit: pexel Alem Sánchez)

　　「我們其實不太真正明白耶穌的苦路其中的歷程，直到自己經歷難以承擔的痛苦時，才某種程度的在痛苦中，遇見背負十架的耶穌。」

我們的苦與基督的苦，有何關連？究竟什麼是背起十架來跟從主？
會不會我們對十字架的意涵有些不清楚？林瑋玲老師要從偏差和迷思與十字架的真義兩方面，來談何為背起自己的十架來跟從的意義與作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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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文亮教授多次分享經歷喪妻的痛苦與心碎到一個地步，自己過去的信心與所認識的一切，似乎沒能讓他乘載得了現今的苦楚，發覺過去五十年的信仰需要重新來過。同樣，產出無數精彩護教與文學作品的C.S. Lewis，二十世紀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家，也在喪妻後信仰幾乎崩潰，在那樣的時刻，生命顯得荒謬，神似乎不見了，也不再真實。

「主耶穌請你告訴我，你究竟是誰？」張文亮教授在最痛苦、最不想活的時候，問起上帝初信時問的問題。
他其實確實問過上帝為何帶走他的妻子，只是神沒有回答。
但對於問「耶穌，你究竟是誰？」這問題，耶穌回答了。
主對他說：「我是人子」時，他發現耶穌完全明白他的痛苦。

「我們其實不太真正明白耶穌的苦路其中的歷程，直到自己經歷難以承擔的痛苦時，才某種程度的在那裡遇見背負十架的耶穌。」

本文將從偏差和迷思與十字架的真義兩方面，我們來談何謂「背起自己的十架來跟從」的意義與作為。

偏差和迷思

第一種偏差是，許多人把十字架非宗教化、人文化、道德化，把十字架轉化成一種榜樣。
多年前有一本書，叫《台大人的十字架》，書中談到的是一種知識份子的十字架情懷，「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」，這其實是個了不起的心志，是只為自己而活的現代人所缺少的擔當與豪情，但這是對十字架真義的轉移。

沒有生命的主與對上帝國度的認識，這樣的情懷容易轉成念天地之悠悠的孤獨，也容易落入難以自拔的自義，這可能跟真正的十架是有距離的，難怪華人知識份子講話常常很酸，不小心會變成愛抱怨與亂批判！

至於從信仰的詮釋，神學家莫特曼也提出兩種偏差(註1)：

第一是十架崇拜：把十字架真實的苦難加以儀式化之後變成一種純粹的浪漫，以致在禮儀當中使十字架逐漸脫離俗世，在神聖化當中忘掉十字架是在真實世界裡發生的。很多時候，太重禮儀的教會，會在紀念耶穌受難的時刻，神聖而莊嚴地歌頌十字架，使人感動激勵，卻可能陷溺在與現實無關的情感裡面，這只是一種浪漫情懷，以靈性的美感取代了真實的苦難，這就是宗教化。

第二，神學家莫特曼觀察「神祕主義」，發現有一種傾向，就是歌頌十字架的順從苦難，導致把受苦視爲美德，甚至認爲屈從命運就是美德，這觀點讓人陷溺自憐，自憐的人會對周遭的苦難冷漠，無視各種疾苦。

十字架的苦難不是要叫人把屈從當作美德(註2)。十字架不能與上帝的公義分開，若是苦難出於不義，順從這個苦難，其實就是順從不義，例如家暴或是來自政府的不義。不是所有受苦都值得歌頌。十字架並不泛指一切的苦難(註3)，受苦若未能與上帝國的異象聯結，就不可能是十字架，很多苦難是我們個人問題導致的，所以我們需要分辨。

若是因著上帝國的緣故，我們的言說、行動遭致四面八方而來的反對和攻擊，這些會讓人明白十字架的意義。

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爲了別人，而不是爲了自己。

十字架不應當作自憐的藉口，以致只關心自己的苦難，卻對別人的苦難冷漠。而自以爲義的受苦，可能有我們需要悔改的地方，需要非常小心。

       (photo credit : pexel )

十字架的真義

十字架的原意是主動擁抱苦難，而非被動承受苦難。太過感性的默想，可能的副作用是與現實世界脫節，當注意力集中在耶穌基督十字架時，卻忽略自己的十字架，在世上找不到自己應當背起的十字架。十字架默想不能和日常生活一分爲二，因為日常生活是神幫助我們靠近祂的地方，日常生活就是屬靈操練的場域。

二十世紀有一部名著《跟隨基督》，作者是德國神學家潘霍華 ( Dietrich Bonhoeffer，1906-1945)，因為希特勒的禍害行徑，投身當代德國極少數的反對行列。潘霍華認為「基督徒可以參與上帝的痛苦，分擔上帝的痛苦。」他回絕美國保護性的長期講學邀請，毅然回去德國，在飯店裡留下一封感謝信，他寫著「如果今天我不能與德國的苦難有份，明天我就與德國的榮耀無關。」
他為了上帝國的緣故，開口表態、明確判斷、積極行動，最後殉道在希特勒政權下。

在二次大戰時，有不少勇敢的外交官選擇幫助猶太人取得簽證逃離歐洲，而這些外交官中有很多都是基督徒，他們沒有迴避地背起現實生活中的十字架，杉原千畝（すぎはら ちうね ，1900—1986）就是其中一位，堪稱「日本的辛德勒」。1939年他被派往立陶宛擔任外交官。

二次大戰爆發後，大批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的追捕，想要取得日本的過境簽證以逃離歐洲。他們請求杉原發過境簽證，抵達日本以後轉到第三國。杉原很想幫助他們，經過兩次請示外務省（外交部），得到的答案都是「不准」。畢竟，日本在二戰與德國是同盟國關係。身為基督徒的杉原說：「我也許不應該違抗我的政府，但是如果不這麼做，我就等於在違抗上帝。我所做的事作為外交官而言或許是不對的。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成千來求我的人死去。何況這是正確的行動。……歷史會對我的行動作出判決的。」後來他在被迫回國的火車上，火車一邊開動，他一邊拼命揮舞著鋼筆簽名，然後把簽好的簽證從窗子不斷往外丟出去，杉原總共簽發了2,150張簽證，成功拯救了大約6,000個猶太人。
戰後杉原成為蘇聯戰俘，在羅馬尼亞戰俘營度過了1年，隨後返回日本。因被外務省稱與猶太人有金錢上的交易而遭免職，隨後他低調生活。這個真實感人的故事直到1968年一位猶太人拿著自己珍藏了28年的簽證，前往日本尋找他的救命恩人杉原，才被人知曉。杉原的太太作見證，是上帝的愛使她說服丈夫，是神的手牽著杉原完成「生命的簽證」。

1985年，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義人獎予杉原千畝，以表揚他的行為，到了2000年日本外務省才重新評價杉原的作為，公開道歉，並於外交資料館設立紀念碑，稱他是具有勇氣和人道精神的外交官。

杉原先生因為主動選擇上帝的道路，參與了基督的痛苦，分擔了基督的痛苦。

十字架苦難不是一種被動的經歷，而是出於主動的選擇，當我們願意背起十字架跟從基督，才會出現那些苦難 (註4)。

十字架的生命對基督徒而言，一方面不能與世無異，另一方面又不能與世無關，這是一個矛盾(註5)。
面對這個越來越對立、充滿肅殺的世界，基督徒一方面需要有倫理分辨的智慧，一方面除非有願意分擔基督的苦，就如同保羅所說的：「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祂復活的大能，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，效法祂的死。」（腓3:10）

這才使我們可能生出真正的勇氣，靠近這個世界的需要，而非封閉自我、退縮在自己的屬靈追求裏。同時我們才能真正明白基督的義與十架的愛，才不會一頭栽進社會與政治鬥爭中。要能分辨並確立我們與社會福音的差異，必須先願意背起十架跟從。

正如潘霍華所說：「只有那些有勇氣與他人保持差異的人，才能最終為『他人』而存在。」

 本文出處：國度復興合一禱告聯盟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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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1 林鴻信，《莫特曼神學─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》p.112~113

2 林鴻信，《莫特曼神學─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》p.112

3 林鴻信，《莫特曼神學─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》p.120

4 林鴻信，《莫特曼神學─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》p.112

5 林鴻信，《莫特曼神學─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》p.113